沈葆桢

　　一字诲人

　　林则徐有一女，才貌双全，嫁给了当时颇有才气的沈葆桢。沈葆桢年轻气盛，到处夸口，目空一切。林则徐听到别人的议论，就想找个机会和沈葆桢谈谈。

　　有一次，沈葆桢月夜饮酒，诗兴来了，就写了两句咏月的诗：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弯弯的一钩残月已照亮了大地，何必要那银盘一样的满月呢？沈葆桢让林则徐看诗。林则徐看后，思考片刻，拿过笔随手把“何必”的“必”字改为“况”字，使诗句成了：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沈葆桢看后，十分羞愧，因为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意思却大相径庭，由自满的口吻变成了壮志凌云的生动写照。从此以后，沈葆桢变得谦虚好学了。这个典故其实是林则徐教导沈葆桢如何对待明清两朝的态度。

　　上奏筹饷

　　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棠在收复伊犁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个大麻烦：没钱发军饷买军粮。因为在西陲边界作战，只好就近向俄国购买粮食，然而，俄商要现钱才肯供粮。左宗棠想到向外国银行募借军饷1000万两白银。他找沈葆桢商量这个方案是否可行。沈葆桢不赞成他向外国银行借钱，并且还不顾老左的情面向皇帝上了道奏折。

　　奏折大概意思是：“开矿、造路、挖河，以轻利搏重利，故英美等国，有国债而不失为富贵”，这是投资赢利性的借债；如是国家用度不足向外国借债，以后每年的国库收入全花在了支付债务利息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再则，向本国商人借债，是“国虽病而富藏于民，有急尚可同患”；而借外债，所支付的利息是“一去不返”的。

　　他笔锋一转，他提出了解决西征大军粮饷的三条建议：一是建议左宗棠在关外“坚壁清野，开水利，广屯田，考畜牧”；二是请求朝廷从皇家内库里拨些银子出来周济西征军饷；三是请朝廷下令各地支持西征，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将有着之款，移稍缓者于最急之区”。

　　这道奏折分明是逼皇室出钱做军饷，引得朝臣一片议论。幸而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大臣的支持。朝廷为了收复关外，也就咬咬牙关，“于部库拨借四成洋税200万”，再令各省从额定解往西征军的协饷中提前拨解300万。另外，向外国洋行“准借500万”。少借外债500万两白银，也就节约利息300万两白银。有了充足的军饷，左宗棠也顺利地完成了捍卫边疆平定西北的历史使命。 

　　身份复杂

　　沈葆桢的身份可以用三个兼任概括：林则徐的外甥， 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管台湾。正是这三个身份，造就了沈葆桢的不凡人生。

　　作为林则徐的外甥，沈葆桢的家族和林家早有渊源，也导致了沈葆桢从小就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沈葆桢的母亲林蕙芳是林则徐的六妹，沈林两家的关系由此交织开来。福州城并不大，沈家在宫巷，林则徐母亲的娘家在文儒坊，林则徐家先是在左司营，后迁居文藻山，离三坊七巷都不远，彼此其实算是邻居，可谓远亲不如近邻，走访起来相当方便。

　　沈葆桢长相一般，个子偏矮，而且小时候还非常多病，“屡濒于危”。而林则徐能够将小女林普晴嫁给他，应该是早就看好沈葆桢的前程的。

　　沈葆桢11岁那年，父亲沈廷枫好不容易中了举人，紧接着赴京应礼部试时，曾把沈葆桢带上， 不是带到京城，而是带到南京，此时林则徐正在那里担任江宁布政使。沈廷枫把儿子留在南京，然后独自北上应试， 未中，返家时又拐到林则徐那里将沈葆桢带回。就是这段时间，林则徐可能看上了沈葆桢， 第二年即定下了亲上加亲的娃娃亲。

　　沈葆桢多才好学，室名“夜识斋” ，尤工于书法，笔意苍劲， 法度谨严，间作山水。其诗词也经常得林则徐指点。最为有名的一次，是沈葆桢书咏月诗一首， 请林公过目，其中两句曰“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 颇显自傲。林则徐看后改成“一钩已足明天下， 何况清辉满十分”。林公的谦虚进取之心跃然纸上， 令沈葆桢佩服不已。

　　沈葆桢与妻感情甚笃，从其贫穷之时夫妻相互扶持的家事中可以看出。两口曾相伴赴京赶考。后来，沈葆桢中进士，入翰林院，直至外放九江知府，还是过着贫穷的生活。抵省城赴任时的沈葆桢， 身无分文，向人“ 挪川费百金”，是借的盘缠。至省城后， 他租了二进三间排的房子，“每月租足纹十一两五钱”， 他为此发出了“屋价之贵， 可谓极矣”的感叹！ 但接着他又借200 两银子寄给妻子。在房价飞涨上天的今日，时人对此不知如何感想。

　　沈葆桢安顿就绪， 书写长信一封，其后附长诗一首， 表达对爱情的忠贞。诗中写道：“忽闻犬吠便心惊， 望眼如穿万里程。一穗残灯人不寐，夜深独自听车声。生生世世许同心， 一刻体谅十万金。身似鸳鸯分不得，寒宵况是病中荼。……别来新梦太分明， 说与君知君莫惊。君处春来又春去，人间天上几书生。”

　　对爱情忠贞不二的沈葆桢，以事业的拼搏，回报生活。此后， 沈葆桢因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屡获军功，而被曾国藩推荐， 并于同治元年（1862年）擢升江西巡抚，操办军务。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 清廷赏授沈葆桢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和头品顶戴。经左宗棠推荐，同治六年（1867年）沈葆桢任船政大臣，光绪元年（1875年）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达到事业的顶峰。

　　南昌教案

　　沈葆桢在江西任内，曾经处理著名的南昌教案。1861年末，法国拉撒路会的罗安当被指派为江西主教，根据不平等条约，他准备收回在南昌曾经被没收的天主教的财产。同时，他还想扩大教堂的规模，并兴建一所育婴堂。当他的中国助手方安之到南昌、买下筷子巷的一所房屋作为育婴堂的时候，南昌以及湖南的士绅们就一哄而上，发布了当时广为流传的《扑灭异端邪教公启》。称：“乃有奸民罗安当、方安之，倡行邪教，煽惑愚民，甚至采生折割，奸淫妇女，锢蔽儿童。”号召人民：“ 锄头扁担，尽作利兵； 白叟黄童，悉成劲旅。”对于中国教徒，一经发现，号召“不必禀官，公开处死，以为不敬祖宗，甘心从逆者戒……”此次教案， 规模宏大。在南昌，聚集了数千参加科举的学生，发誓要捍卫中国传统儒家道统。

　　急于寻求法国支持助剿太平天国的朝廷，遂命令沈葆桢处理此事。沈葆桢说“当时不暇致详”，而今“诱之以利，怵之以威，百计推求，仍无端绪”，表示无法处理此案。直到次年一月底，总理衙门经过和法国的谈判，决定派人护送罗安当回南昌，再次命令沈葆桢亲自接见罗，并给法国人赔偿7万两。罗安当还没有回到南昌，南昌的民众再次聚集群起攻之，致使罗安当返回九江谈判。经过协商，罗安当放弃了在南昌的教堂和育婴堂，并且把赔偿从7万两减至1.7万两。

　　沈葆桢在日后说：“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可见其支持反对传教之理由是为了中国道统的完整。他还以坚强的口吻表达了决心：“虽然，办理不善之咎，我辈自任之，幸勿作缉捕论也。”自此后，中国的教案不断发生，终于发展成为1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

　　早年生活

　　沈家祖居河南，南宋时迁居到浙江，雍正年间沈氏家族中的一支继续南迁至福建侯官。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沈葆桢出生于贫苦的读书人家庭，父亲沈廷枫以教书为业，亦是贫苦的私塾先生。靠每个月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母亲林惠芳娴熟勤快，不但终日替别人做女红补贴家用，而且还负责了沈葆桢童年时代的教育。她的教子方法独特、直接而有效，首先克服小幼丹的一些缺点，然后再教习《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本，教授的过程并非按书诵读而是常常讲解原因。

　　沈葆桢是舅舅林则徐阁楼上书房的常客，在这里，他览阅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作，在与舅舅的交谈中也开始对“洋务”二字产生了最处的了解。他也经常把自己从书中得到的想法告诉舅舅，在一次谈话中，他表达了对兴办洋务的看法。

　　考取功名

　　道光十六年（1836年），16岁的沈葆桢考取秀才。道光二十年（1840年），沈葆桢和老师林昌彝同榜考中举人，这年沈葆桢刚好20岁。此时，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不久，担任两广总督的舅舅林则徐被朝廷革职查办。这年在双方父母的主持下沈葆桢和小他一岁的表妹林普晴完婚。（林普晴，林则徐的次女，十岁时和沈葆桢订婚。）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沈葆桢赴京赶考，落第。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沈葆桢与父亲沈廷枫一同上京赴秋闱，父子二人都没能考中，父亲发誓永不再考科举，回乡继续教书。沈葆桢年富力强，决心背水一战，再苦读三年，再试。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沈葆桢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升监察御史。

　　咸丰四年（1854年），补江南道监察御史，一年后调贵州道监察御史。咸丰五年（1855年），沈葆桢出任江西九江知府。

　　扬名官场

　　咸丰六年（1856年），朝廷擢升沈葆桢为杭州知府，然而沈葆桢以祖上曾在杭州居住，杭州亲戚过多为由推辞而改任地处偏远的江西广信（今江西上饶）知府。这时侯，太平军已两次攻打江西，占领了八府50多县，朝廷只剩南昌、饶州、广信、赣州、南安五郡，整个江西的局势岌岌可危。八月，江西太平军将领杨辅清率万余人向清军发起了进攻，连克泸溪、贵溪、弋阳，进逼广信城。当时，沈葆桢正陪同工部右侍郎廉兆伦外出征办军粮、军饷。广信城里的400守军，闻弋阳失守，纷纷遁逃。城里只剩下知县、参将、千总和知府夫人林普晴，他们组织百姓紧逼城门，誓死坚守。在危急关头，林普晴显示了将门名臣之女的风范和气节，一边鼓舞百姓，一边派人向林则徐以前的部下，驻扎在浙江玉山的提督饶廷选求援。第二天沈葆桢赶回了广信，不久援兵也至。在同饶廷选商议之后，采取了攻其不备，袭扰辎重的战术，七战七捷，打退了杨辅清的进攻。经此一役，沈葆桢扬名官场。

　　咸丰七年（1857年），升任江西广饶九南道，三月，石达开攻打广信，沈葆桢、饶廷选率守军顽强抵抗，激战数日，石达开败走浙江。咸丰九年（1859年），沈葆桢以父母多病，请求离职回家探望。已经整整十五年没有回家了，家乡的日子带给他的不仅是快乐和回忆，更是难得的清闲和松弛。 咸丰十年（1860年），重又被起用，授吉赣南道道台，沈以父母年老而婉辞。于是被留在原籍办团练，曾国藩很是赏识。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请他赴安庆大营，委以重用。不久，推荐他出任江西巡抚，倚用湘军将领王德标、席宝田等镇压太平军，

　　同治三年（1864年），捕杀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福、洪仁玕等。同治四年（1865年），沈母去世，沈葆桢离官回乡丁忧。

　　为政东南

　　同治五年（1866年）春，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行辕设在福州。八月，朝廷批准了左宗棠关于设轮船制造局的奏折，决定在马尾江的三岐山下建设船政局，即以后的福州船政局。十月，左宗棠因陕西回民起义，调任陕甘总督，行前力荐丁忧在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接手船政，并亲自到宫巷请沈葆桢出山。然而，左宗棠两次探望沈葆桢时都被沈以“重孝在身”推诿了。 

　　同治六年（1867年），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当时，正是举办洋务运动时期，左宗棠在福建福州马尾创办造船厂，尚未来得及开工，就被调往陕甘任陕甘总督。临行前左宗棠上疏说：非沈葆桢不能任其职。所以沈葆桢一上任即建船坞及机器厂，并附设艺童学堂。造成船舰20艘，分布各海口。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又创办艺圃，学制5年，培养监工人才。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被高山族人民误杀为借口，发动侵台战争。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办理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筹划海防事宜，办理日本撤兵交涉。由此，沈葆桢开始了他在台湾的近代化倡导之路。

　　抵御外侮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纷纷从四面八方向中国边疆侵逼，造成中国边疆的普遍危机。尤其对于台湾，先后就有美、日、法的先后入侵，造成台澎地区和东南沿海的严重危机，成为当时边疆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以日本最为凶狠。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表现出对外关系上的极大侵略性。它首先把目光投向邻近的中国，对台湾怀有觊觎之心。

　　同治十年（1871年）十二月，有琉球贡船两艘遇风漂至台湾，其中54人被高士佛、牡丹两社居民杀害，另12人逃脱得救，被中国政府由福州转送回国。那时日本政府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和由“征韩论”所引起的政治危机，正在酝酿对外发动战争，决计抓住这一事件作为出兵的借口。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四日，日本正式设立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并组成征台军。五月十日，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3600多人在台湾琅峤登陆，其攻击目标主要是牡丹、高士佛两社。十八日，日军开始与当地居民交锋，二十二日攻占石门，牡丹社酋长阿禄父子等阵亡。六月初，日军1300余人分三路进攻并占领牡丹社，十三日进占龟仔角社。七月中，日军已完成对各社的征讨、诱降，并以龟山为基地建立都督府，修筑医院、营房、道路，并向后山南北各处番社分发日本国旗，准备久踞。

　　清政府起初对日本的一系列侵台活动毫无所知，直到四月十九日通过英使威妥玛才始知此事。五月十一日，清照会日方诘责，并于十四日下令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领轮船兵弁驰往台湾，并授予他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军事外交大权。

　　六月中，沈葆桢到台后，一面向日本军事当局交涉撤军，一面积极着手布置全岛防务。他在府城与澎湖增建炮台，安放西洋巨炮；在安平厦门间装置海底电线；增调淮军精锐武毅铭字军13营6500人入台，部置于凤山；陆上防务北路由台湾镇总兵负责，南路由台湾兵备道负责，海上防务，以扬武、飞云、安澜、清远、镇威、伏波六舰常驻澎湖，福星一号驻台北，万年一号驻厦门，济安一号驻福州；同时大力开通部落地区的道路，并派员招抚各处“番社”。清政府也相继运来洋炮20尊，洋火药4万磅，火药3万磅，士气民心为之大振。这些措施渐次推展开来，形成相当的声势，使日军不能不有所顾忌。

　　这时候，台南南部恶性疟疾流行，侵台日军因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每日死者四五名至数十名，士气极其低落。在进退维谷、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日本不得不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日方全权代表大久保利通偕顾问李仙得于是年九月到达北京，在前后七次谈判中，日方仍坚执日本进兵的是“无主野蛮”之地，对此清政府予以严厉驳斥。大久保利通认识到，只有在清政府所坚持的“番地属中国版图”的前提下，才能和平解决日本侵台问题。当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也存在很多困难，于是在英、美、法三国出面调停下，清政府决计让步，同治十三年（1871年）十月三十日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北京专约》）三条，除以“抚恤”及付给修道建屋费用为名偿银50万两外，约中有“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之语，日本出兵乃为“保民义举”，实际上等于承认琉球为日本的属国。日军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一日撤出台湾。

　　日本入侵台湾是对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挑战，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边疆危机。清政府认识到自己的海防空虚，必须急起补救。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清廷发布上谕，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从此走上轨道。

　　促使清政府检讨其治台政策的利弊得失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认识到危险主要来自于外部而并不是内部。过去清政府认为，“台湾之患率由内生，鲜由外至”。外国的侵略，使官员们开始重视台湾，把它称为“七省门户”、“南北洋关键”、“中国第一门户”。沈葆桢、丁日昌一再奏请对日本侵台应加严密设防，总理衙门也指出“经营台湾实关系海防大局”，这是对台湾地位的一种新认识。在这方面感受最深、变革最力的是沈葆桢。沈葆桢守住台湾后，立即着手进一步的开发，实施了开禁、开府、开路、开矿四大措施。

　　晚年逝世

　　光绪元年（1875年），沈葆桢撤军内渡，同年奉旨进京，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督办南洋海防，扩充南洋水师，并参与经营轮船招商局，派船政学堂学生赴英法留学。

　　光绪五年（1879年）十一月病逝在江宁任上，享年60岁。派遣优秀学员出国留学是他晚年对近代中国的又一重大贡献。这些出国深造的人员不乏严复、詹天佑之辈，他们后来成了近代中国各个领域的专家，对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