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为了健康、快乐、有意义地活着。 ----钱理群
●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正是歌德和他这一代人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的一个重大发现。而德国人对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在心理与情感上的亲切感又反过来促成了世界文学的概念的形成。人们终于明白，人类在根本的人性上是相通的，文学从根底上是人类的，由此而酝酿着一种考察文学的新的眼光与方法：“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心理上探索更深刻的文学运动，并指出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流动的质料怎样凝聚起来，结晶成一种或另一种明晰易解的典型。” ----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
●我们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们的教育体制，正在培养大批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 ----钱理群
●“那些名次在后的学生，他们的精神压力和内心痛苦，教师揣摩过吗？倾听过吗？教师为什么不体验体验呢？” ----钱理群《活着的理由》
●别林斯基的结论是：“一个人精神越崇高，他的分裂就越是可怕。他对自己的有限性的胜利也就越是辉煌，他的幸福也就越是深刻和神圣。这便是哈姆雷特的软弱的意义。” ----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应该让孩子生活在书籍的世界里”。北大资深教授钱理群先生有更为明确、直接的表述：“学好语文有很多要素，但最核心最根本的方式就是阅读”。当下语文教育乃至中国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从丢失了读书之“根”上去找到原因。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海涅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既赞赏又疑惧的态度，正是他身上的堂吉诃德气与哈姆雷特气的反映，而这都是来自知识分子的本性的：他们既天生地有着追求群体平等的人道主义倾向，又本能地对个体精神自由、个性发展持有特殊的热情与敏感。 ----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
●什么是教育？就是爱读书的校长和一群爱读书的老师带领一群孩子一起读书。就这么简单 ----钱理群
●本来，追求名利也是人之常情，在合理的限度内，是可以成为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生活动力的，我们也曾有过把对名利的追求横加“个人主义”的罪名而予以扼杀的历史教训。但如果“过”了“度”，为名利所牵引、支配，人就会为名利所累，进而为其所役，成为“名奴”、“物奴”、“钱奴”，成为给你名和利的权势者、老板和大众的奴隶，从而失去人的自由、自主，这实际是一种人的自我的异化。这就是鲁迅所说的，“钱是要紧的”、但“自由”也“能够为钱所买掉”。 ----钱理群《活着的理由》
●他（弗·施莱格尔）认为哈姆雷特的悲剧表现了“在一个极度的败坏的世界中，理智所遇到的无比绝望”。 ----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
●我知道，与我们这一代相比，你们这一代人的社会化远在你们踏上社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国家的盛世集中在你们的大学时代，但社会的问题也凸显在你们的青春岁月。你们有我们不曾拥有的机遇，但也有我们不曾经历的挑战。文学理论无法识别毒奶粉的成分，古典文献挡不住地沟油的泛滥。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我很担心，“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我们会不会因为心灰意冷而随波逐流，变成钱理群先生所言“精致利己主义”，世故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 ----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201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关于启蒙主义的反思”、“关于理想主义的反思”，“关于思想与行动关系问题”，“自然人性论与个人主义问题”，这都是我从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考察、研究里，提炼出的知识分子基本思想、精神命题，这里既有我们当年落入改造深渊的陷阱，更有历经沧桑又必须坚守的东西。这背后可能还有相当大的理论提升的空间。我只能提出初步的思考，借此对自己的一生作个交代，即“多少明白了一点以后再去见上帝”。同时，也是我最想留给年轻一代和后人的思想结晶：我们只能“守望”，而他们更应该有新的开拓。这就是我近年不断说的话：“在做完了可以、可能做的一切之后，将我的祝福送给年青的朋友”。 ----钱理群《岁月沧桑》
●“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都最后归结为自我内心的逼问，对于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终于走上学者之路的时候，我最想追问的，也就是构成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内在动力的，就是我想弄清楚：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怎样接受“改造”的？我被“改造”成了什么样子，坠入了怎样的精神深渊？我该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活得像个样子？我到哪里去寻找精神资源？我知道，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的问题。要真正认清楚自己，就必须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历史作一番清理和总结。 ----钱理群《岁月沧桑》
●人的内心世界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丰富得多，充满着各种对立矛盾、相反想成的因素；但主客观的种种原因，却使人只能将多种因素、多种可能性的某些方面得以发展，形成人们看到的此人的某种生命、性格形态。但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内心的另外一些因素、可能性实际是被压抑的，未能发挥的，这就形成了某种遗憾。而且因为是片面的发展，就必然存在许多缺陷，对一个追求生命的全面释放、发展的人来说，他对自己已成的生命形态和性格，必然是不满的，而苛求某种突破。在这样的不满与遗憾中，一旦遇到将自己未能发挥的另一面充分发挥、发展的另一个人，就必然把这“另一个人”看作是“另一个自己”，而且是渴望而不得的“自己”，其如获知音、钦慕不已、倾心相待之情，是可以想见和理解的。 ----钱理群《活着的理由》
●所以我曾经写文章讲到两点，我说我们要坚信人性的力量，因为人性决定人本质上还是精神动物，人本质还是社会动物，我们要相信这一点。另外我觉得要相信青春的力量，因为青年人总有一种向上的力量，但是这样一种青年力量、人性的力量是不能承受压力的，我经常讲这句话，人的本性既有善又有恶，问题是这个环境，这个条件，是扬恶抑善的，还是扬善抑恶的，我觉得问题出在我们现在很多情况都是扬恶抑善。我们要争取改变，哪怕局部改变这样一种状况，要扬善抑恶，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交谈就是扬善抑恶，我们谈的都是一些向上的东西，好的文化生态就是扬善抑恶的过程。 ----钱理群《我对北大极度失望》
●当 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很多人把信仰 、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我 很担心，“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 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我 们会不会因为心灰意冷而随波逐流， 变成钱理群先生所言“精致利己主义” ，世故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 而北大会不会像那个日本年轻人所说 的，“有的是人才，却并不培养精英” ？ ----卢新宁《在怀疑的时代依然需要信仰》
●本来，内在的思想及与之相关的信仰、情感、人格与外在的语言是知识者的存在形态，现在，这两方面都发挥到了极致，屠格涅夫把它叫做“诗的极致”。这既是知识者价值的充分自由的发挥，也是人的灵性、神性方面的充分自由的发挥。 ----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
●“学生迟到了，他面带愧色，站在教室门口轻轻喊了一声‘报告’。他很尴尬：喊轻了，老师听不见，声音大了，又怕惊动大家。教师发现了，也只轻轻地一点头，让他回到座位上去。他已经知道迟到妨碍了大家，你尽可能不要多问，你的目光甚至没有必要停留在他的脸上。我对这样的学生印象很好。这样的学生总是很注意个人修养，他们总是想到自己的行为不能妨碍别人。这样的品格，以后是可以再一个文明社会立足的。” ----钱理群《活着的理由》
●乡村教育不能只限于教会学生“如何生存”，用石先生的说法，就是局限于“离农、为农”教育，以帮助学生“走出农村”或“帮助他在农村更好生存”为教育的全部目的，而更应该关注学生的文明观、世界观的培育，使他们懂得怎样“理解生存”，追求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才是乡村教育的根本，也是我们反复强调乡村文明教育的意义所在。 ----钱理群《活着的理由》
●我并不一般地反对精英教育，问题是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应该具有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应该有社会承担意识；而我所担忧的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的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教养，所做的一切在表面上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同时，他们又惊人的“世故老成”，经常作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最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因此，他们要成为接班人也是顺理成章的。 ----钱理群《我对大学教育的三个忧虑》
●人之为人，就在于它既是生理的，因此，它和动物一样都以生存和温饱为首要追求，是为人之“兽性”；但它更是心理的，它有动物所没有的“神性“，精神的追求，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精神追求是构成了人的本质的。 ----钱理群《活着的理由》
●其实，我在讲知识分子的故事时，自己已经隐含其间：我是以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感受、生命体验去观察、描写的，就需要最后现身，用自己在陷入“绝地”以后的反省，反思，来为整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作一个“总合”，即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以便“守望”住知识分子的本分。 ----钱理群《岁月沧桑》
